9月28日下午15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系列讲座暨“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54讲在历史学院天挺阁举行，特邀嘉宾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报告题目为《战时外交及变局应对的历史启示》。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主持，贺江枫教授、马思宇副教授、张展副教授，以及硕士生、博士生共计50余人参加讲座。
讲座之前，江沛教授代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对王建朗研究员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表示热烈欢迎，衷心希望王建朗教授为提升南开历史学院近代外交史、抗战史研究的水准做出努力。
讲座伊始，王建朗教授先对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总体性回顾，指出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带来的国际局势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特点表现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这与历史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有着根本性不同。直至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大变局的基本特点。
随后，王建朗教授将报告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战时外交的特征，第一是广泛争取国际援助。首先是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其次是争取与国，减少敌国的策略。具体而言，中国军方在《国防外交政策提案》中分析了中国的外交形势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处境较日方优越，但各国在远东均无关键利益，因此中方需要争取他国的同情和援助。最初，争取德国支持有利于其在中日间保持中立，中德关系也与苏联密切相关，两国都认为日本入侵严重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将中国推入苏联一侧。此后是进行中苏关系的调整。1937年底，苏联对中国提供大量援助。在波兰沦陷后，德对苏的态度变化，以至于苏联与日本签订和约，互相承认蒙古国和满洲国的合法性。再次是美英逐渐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1938年12月，美国宣布提供桐油贷款。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4月，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现役军人加入志愿队协助中国抗日。第四是在中日关系的调整上，存在着一个底线和两大核心问题，中方和谈的底线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状态，两大核心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防共驻军，事实上这也是日本难以接受的。
第二个方面是争取大国地位。首先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包括领衔签署联合国国家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莫斯科宣言与开罗会议和参与创建联合国等重要外交举措。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总统对中国争取大国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中国也承担起了大国责任，中国军队两次出兵缅甸、支持朝鲜和越南的抗日运动和调解英印纠纷。王教授提出，所有战时外交获得突破的基础，是中国国内战场的艰苦坚持。
第三个方面是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首先是中国对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想，主要包括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发挥四大国的核心作用和强调民族自决原则三个部分。王教授认为，出于之前国际联盟在重要行动上出现迟缓、缺少效力的问题，中国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当时的主流媒体均认为，四大国中英美苏应当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在联合国宪章起草过程中，中国坚持强调民族自决原则，并力主把这一原则列为联合国宗旨的第一条款。其次是中国推动确立合理的战后东亚版图，包括收复东北、收复台湾和琉球问题。王教授重点介绍了琉球问题，外交部对琉球处理的讨论所呈现出的两种意见：独立或中国收回，但均赞同琉球脱离日本统治。开罗会议上，美国提出琉球群岛与台湾不尽相同，希望由两国共管。
在讲座尾声，王建朗教授表明，战时外交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中国国力空前强大，中国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今天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超过了以往时期。面对世界变局最行之有效的对策，就是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多交朋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努力争取敌人的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其次要避免把敌人的朋友、朋友的敌人变成自己天然的敌人。
在讲座的交流环节，江沛教授指出，王教授的讲座提示我们，把国际利益如何最大化是战时国际交往的根本问题，也为理解当前国际局势提供有益的启发，耐人寻味。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就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做了精彩解答。
（本文转载自“南开史学”微信公众号）